探尋身為原住民族的母體文化 巴奈以歌聲和世界溝通

高中時，巴奈為楓港海邊的日落大吃一驚，因為在東部看見的總是太陽的升起，原來，山的另一邊是她不曾理解的世界。

那時的巴奈還叫柯美黛。在之前與之後的文化摸索與現實衝擊中，像她唱的〈流浪記〉，巴奈不曾把頭低下，還是真心想唱出歌聲裡的那幅畫，找到自己、與自己的家。

26歲之前的柯美黛

巴奈·庫穗（Panai Kusui），父親是卑南族，母親是阿美族，在台南出生，後回到台東，2000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泥娃娃》，在音樂事業上，2021年《愛，不到》獲金音獎評審團獎、2024年《夜婆》獲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在社會運動上，在凱達格蘭大道和二二八公園紮營的2644天是她的另一個堅持。

人們認識的巴奈，是抱著吉他吟唱的，或者在凱道席地坐著的。但巴奈是誰？頂著這個名字的人一直在尋找這個名字的根源。

「我的人生，從零歲到26歲叫柯美黛。」巴奈首張專輯叫《泥娃娃》，除了她小時總愛唱這歌外，「柯美黛」的人生是低到塵埃裡的，「柯美黛的人生很辛苦，比較多的感覺是沒有媽媽。」

巴奈小學四年級時，媽媽離家，「我在那個年紀長出一個機制，讓自己比較容易度過沒有媽媽的日子。就是假裝我是一個很健康的小康家庭的小孩，上學時就會進到一個假裝的角色裡，假裝自己跟別人一樣。」

如今55歲的巴奈，說起來還是哽咽。才11歲，媽媽就不在身邊，父親不做任何家事，沒洗過一根筷子，小小的柯美黛扛起家事，照顧爸爸和哥哥，洗衣、做飯，煮的不好吃，但總算能吃，茄子炒苦瓜被姑媽說「很有創意」。

「我很需要媽媽，可是說不出來，就只能在被子裡哭啊。」巴奈不知道媽媽在哪裡，還要聽其他親戚汙衊媽媽，她只能哭，「我覺得創傷會一輩子跟著。我努力跟自己相處，但是我知道創傷就是在那裡，一談起來，彷彿又回到了那麼無助的時候。」

找到巴奈

巴奈記憶的童年裡有一種鈴鐺聲，那是她小學之前和家人回部落參加祭典，那鈴聲就是傳統服上的臀鈴，在祭典那半個月，整個部落都是鈴鐺聲，「那是部落的聲音，是我母體文化的聲音，很自然地刻在身體裡，不用什麼人教。」

後來，她回到部落住，偶爾自己搭車去高雄找媽媽，就在楓港看到落日，「太超乎我的想像，我以為這個世界上的人跟我一樣，太陽會從海那邊升上來，也會跟我一樣，太陽會從山那裡落下來，但是原來世界不是我想的那樣。」

進到不一樣的世界，巴奈一再接受不同經驗，後來進入「原舞者」舞團，藝術總監問：「妳的族名叫什麼？」這又讓彼時還是柯美黛的她驚訝：「有的人生下來就有族名，我沒有。為什麼我沒有？」

她回頭去探討，原來她的部落在台九線旁，還有火車站，相對比較繁華、或者說是被漢化更多的地方，族人們會覺得：「不要讓跟我們一起生活的漢人瞧不起我們，所以我們也要蓋水泥屋。」印象裡，她十多歲時，整個部落都在蓋水泥屋，很多同學都外出打工，就為了要賺錢回家蓋房子。

所以，沒有族名的她打電話給媽媽：「我現在要一個原住民的名字，妳趕快給我一個名字。」媽媽建議「巴奈」，那是柯美黛阿姨的名字，意思是「帶殼的、還在土裡的稻穗」。

因為父親已經過世，她就去問大伯母，大伯母說：「因為你們都是庫穗的後代，就叫阿公的名字庫穗吧。」但巴奈笑說很不喜歡別人喊她巴奈·庫穗，總覺得一直被叫成死去的阿公。

從此，柯美黛變成巴奈，但她直到要替孩子辦戶口時，才一併正式登記。

改個名字，有什麼改變？她舉例：「如果有人寄信給柯美黛，他不會知道柯美黛這個人的更多資訊，但如果是寄給巴奈·庫穗，他會停下來想，為什麼這個名字怪怪的。」

「透過恢復我的名字，我想跟這個世界溝通，在台灣這個土地上不是只有柯美黛這種名字，這裡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族群。」巴奈說：「這個很重要，因為我們以前沒有權利用自己的名字。」

但是在獲得這個權利的同時，也出現了新的壓力，特別是在城市，父母看到孩子的聯絡簿，可能會疑惑：「你們老師怎麼叫巴奈·庫穗？為什麼我的小孩要給原住民教？」或者「為什麼我要給原住民醫生看病？」

巴奈說，社會還是有不友善的地方，幸好時代慢慢進步，現在是郵差送信來會多聊兩句，想多了解，有時候也會被醫生問到要怎麼發音更正確，人們的態度變友善一點了。

「恢復名字最深層的想法就是，我是一個人，我本來就擁有我是一個人應該要有的權利，擁有名字是再基本不過的事。」巴奈說：「社會理解弱沒關係，我不擔心，我可以努力跟社會溝通。當歌手出了《泥娃娃》專輯，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一直要跟這個世界溝通。」

音樂裡的自己

1990年，21歲的巴奈簽了滾石，六年，沒有發專輯，現在說起來也沒有怨懟：「滾石同一時期會簽很多有潛力的歌手，就賭賭看誰可以賺錢，剛好我就沒被賭到而已。」

26歲時，她進入台灣第一個原住民職業舞團「原舞者」，「巴奈開始了，開始有能力可以安頓自己，我也開始可以把自己的感覺透過歌表達出來」。2000年，她終於在角頭音樂發行《泥娃娃》，那時，巴奈32歲了。

出專輯雖遲，但對音樂的熱愛是與生俱來。「唱歌會有多巴胺，讓我很愉快，就很喜歡唱歌。」巴奈國小五年級就看著哥哥彈吉他，再翻看民歌歌譜學吉他和弦，自己就能自彈自唱，那時媽媽已經離家，父、兄出外工作常不在家，「我就是唱歌，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出道專輯裡現在最廣為流傳的是被很多歌手翻唱唱紅的〈流浪記〉，不過其中的〈泥娃娃〉卻盛載著巴奈從小到大的心情。

很小很小的時候，每次家裡來客人，要她表演，巴奈很自然就唱這首歌，後來在民歌餐廳表演，有個客人生日要求聽〈生日快樂歌〉，她偏唱了〈泥娃娃〉，剛巧製作人鄭捷任在場，後來製作專輯時就建議收錄這首歌。

巴奈說：「這首歌的歌詞，其實就是我的心聲吧。我花很多時間、力氣，想方設法要安頓我自己。」

就像〈流浪記〉，那是她第一次獨自從台東到台北西門町找學姐，下了火車只見高樓林立，有點緊張，學姐教她坐計程車到漢中街的麥當勞。巴奈聽話了，結果這短短的距離，車資400元，在今日都算離譜。

「司機騙我！我在車上一直想，怎麼那麼貴？可是我又不敢問。」巴奈說：「我後來花了很長時間在處理那個『不敢問』，為什麼我那時候不敢問？」

「我的工作是一個歌手，我要透過歌跟世界溝通。我不停地要把事情弄清楚，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感覺？為什麼我感覺不舒服？我想透過歌表達出來。」巴奈說：「我的養成裡，把感覺講出來是非常重要的，那個是生命的追尋。」

為了原住民族上凱道

後來的巴奈敢問了。她花了七年時間，在凱道、在二二八公園，堅持著問、要答案，「但社會並不想跟我們溝通，所以這七年無效。」

巴奈想溝通的是原住民族該有的權利。既然2005年就通過了「原住民族基本法」，要恢復原住民族群的自然主權，既然前總統蔡英文的道歉文承認在這塊土地上的每個人都有尊嚴，沒有人被瞧不起、沒有人被失語，巴奈說：「我天真的以為是真的要發生了。」結果，沒有兌現。

巴奈說，原住民族土地是很抽象的，也因此這個權利是在一個很抽象的狀態中，原住民族難以行使權利，也還需要相關子法，但至今付之闕如，至多是可以行使土地的「知情同意權」，離返還土地給原住民還有很大差距。

她和先生那布、以及馬耀等原住民族夥伴們，曾經有希望，希望又破滅，曾經相信，又像是被欺騙，他們坐在凱道上，以音樂和藝術和平抗爭，靠著帳篷撐過2644天，被驅趕到台大醫院前、再到二二八公園。人們看到巴奈唱歌，也看到她被女警架著。

「我在做一件天經地義的事，要把我抓去關也可以，這件事情牽涉到的是我們的文化滅亡了、還有沒有機會活回來。」巴奈有堅持：「國家必須把原住民族群的自然主權還給原住民，原住民族群的文化才有可能延續，原住民族群的文化不會長在柏油路上，就是要讓原住民族群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採集、可以狩獵。」

巴奈比喻：「我們現在就像是滅亡啦，像一棵沒有根的聖誕樹，長得很漂亮，可是死掉了，除非政府是用搶救的心態來搶救我們的文化。」但她遺憾，這個島上的人一點都不在乎文化，所以他們疾呼「沒有人是局外人」。

她也承認，在凱道的抗爭並未達到預期成果，但當大雨淋在帳篷上，叫不醒裝睡的有權力的人時，巴奈也不曾絕望：「只想著趕快把東西弄好不要淋濕，為什麼要絕望？」她承認，原住民族群離權力那麼遠、人口那麼少，選票那麼少，沒有錢成立政黨，就是有很多不利的處境。

「這些我都非常清楚，可是沒有關係呀，重點是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很重要，那就去做。」巴奈說：「我小時候多苦啊，但我在做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事，一個自我實現的事，我很幸福。夥伴們沒有因為看起來是徒勞而放棄同行，我們做了多少不可思議的事。」

與那布重返內本鹿

與巴奈同行，有那布。兩人在「原舞者」相遇，之後相戀，結婚。

兩個人是在一個相對平等的關係裡面一起努力，互相照拂，巴奈知名度高一點，外人更認識一點，但她說：「他才是比較重要，他就像山一樣，我就是那個可以耍賴的人。」

兩人一起在凱道上，也一起在找「回家」的路。那布花了很多時間找到回祖先的地方內本鹿的路。那要自己劈路前進，要自己背物資上山，提著罐子去小溝舀水，吃飯要生火，要有能力分辨什麼木頭能燒起來、怎麼讓鍋子站起來。

「現代人很難想像有一個月不使用新台幣，在沒水沒電的地方生活。」巴奈說：「但是我們的祖先都是這樣生活的啊。」

在貨幣進入生活之前，人們狩獵和採集多出來的食物會分享給別人，有冰箱後，多的食物可以冰起來，再後來薪水直接進戶頭，再也沒有人知道你有多的。

這些思考正是在「原舞者」時讀的文章啟發了巴奈：「到底什麼是原住民？我歸納下來的簡單邏輯就是，在大自然裡跟環境和平共處的，就叫原住民。」她曾難以體會，因為出生在台南，是在一個有汽車的環境裡，但她在文獻裡一再看到，原住民是跟自然和平共處的民族，「我就想，我是原住民，可是我不是這樣啊。」

直到跟那布進到內本鹿，她才發現，「我們是有機會以祖先的方式生活下去的。」

可是，這個方式可能讓原住民族付出代價。巴奈小時就有的經驗，上山去採藤心吃，就有人因拿取國家財產被抓去關，祖先說吃「黑黑的肉」，法律說不可以，「你用祖先的生活方式生活，會有法律的問題。」

所以，原住民族才要上街去問個清楚，他們的自然權利，為什麼不可以？

巴奈回家

從柯美黛到巴奈，從台南到內本鹿，她在流浪，在找一個安頓自己的方法，那叫「家」。

「對我來講，家就是可以安頓的一個狀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最終目標就是喜歡自己、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巴奈說，即使七年在凱道，也是家，是人生路上的家，「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在祖先的生活方式裡活下來。」

巴奈心願：「我要成為不製造污染的人，成為有能力在使用能源跟製造污染間平衡的人。我很想弄清楚祖先唱的那麼難的歌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我想知道到底那個文化怎麼發生的？」

520新政府上任後，巴奈與夥伴從二二八公園拔營，她計畫著多一些時間待在內本鹿，但還要考慮如何有作物、如何處理，怎麼像祖先一樣獲得祝福有肉吃。

巴奈不怕：「我想要有能力當原住民，我想把那能力活回來。」與母體文化相融，在母體文化裡生活，是巴奈的信仰，是她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