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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為我會在上海念書、工作、結婚生子」，小楚沒料過，上海封城會改變她的人生。那兩個月令她的精神更加脆弱，也重新省思自己的人生。如今她回到老家天津，還在想著下一步要往哪去。
2022年的6月1日凌晨，上海不少社區冒著被罰的風險，施放了煙火與爆竹，歡慶得來不易的解封日。從這一天開始，每天叫醒上海人的不再是在生鮮平台上搶菜的通知，或是「下樓做核酸檢測」的社區廣播，而是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之前，各自早已習慣的晨間鬧鈴。
然而歡愉的氣氛並不是所有人共享的，在一片抗擊疫情成功的歡欣鼓舞之中，仍有人無法從這兩個月帶來的傷痛與影響中走出來，解封後，他們的挑戰才正要開始。小楚就是其中一人。
2022年9月，在上海解封3個多月後，小楚毅然決然辭掉了工作、把在上海住了多年的房子退掉了，同時她也從上海一所知名的211大學研究所退學，回到了天津老家。
她近日和中央社記者聊起這段過往時，坦言當時走的很急，無法和很多在上海的朋友一一道別，「我的人生扎在上海超過10年了，怎麼可能不難過。但我當時就只是想著我得離開這個地方。」
比起看得見的傷口，兩個月封城對她造成的直接傷害是在精神層面。
她說，原本就有在服用抗憂鬱的藥物，而在那兩個月間因為封城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人際的疏離，令她的困境加劇，「平時會擔心沒藥，而且隨著時間經過，明顯感受到狀況有變得更加嚴重。我不只一次想要從這種情境之中解脫。」
雖然最終平安度過了這兩個月，然而她形容，「自此之後總覺得上海是個牢籠，我很害怕繼續待著，那兩個月的各種痛苦會不斷地冒出來」，那段時間她不只一次在半夜因惡夢驚醒。
在自身的精神情形不佳，加上家人的勸說之下，小楚打包行囊，離開了上海。
在小楚因為封城而陷入困境之時，髮型設計師楊燚同樣面臨了難關。
盼望了兩個月後，楊燚終於等到上海解封，原本以為終於能夠重新開始工作賺取收入，然而在前方等著他的是老闆的一句「抱歉，公司有困難」。於是，他也成了解封後的失業大軍之一。
楊燚回憶，當時身邊不少從事髮型設計的朋友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有些人尚且能保有工作，卻也有人像他一樣必須另尋他路。在上海的機會銳減，回到老家成了當時的選擇之一。
上海解封一年之際，他跟中央社記者聊起了規劃時提到，這些年在上海也存了一些錢，準備在老家和朋友開一間自己的小店，「還是想回上海，但是這兩個月我真的嚇到了。回老家後的這段時間靜下心想想，我的技術也不像做互聯網的，非得在上海這種大城市才有機會。」
上海這座城市海納百川，自然吸引了來自中國各地的人們在此齊聚，然而疫情造成的衝擊與對生活的影響，也切斷了異鄉人與這段城市的聯繫。小楚或楊燚也不過是這個情境之下，選擇離開的人們。
同樣的情形，在地下偶像的產業中也正在發生。
在上海擔任地下偶像製作人的蜜柑觀察，在上海解封之後確實有一些地下偶像就此消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人大多都不是全職的地下偶像，而是一邊工作一邊當偶像，當他們正職的收入無法支應他們的生活，那麼就得做出選擇。
她也提到，上海是地下偶像活動蓬勃發展的城市，因此會有來自全中國各地追夢的人聚集在此，只是一旦他們放棄這個夢想，就很有可能因此離開上海了。
她回憶，原本有一名從成都來的女孩，在某個地下偶像團體表現得還不錯，然而去年上半年一連串的疫情管制、封城，不能做偶像活動，原本的工作又受到影響，在去年下半年解封後不久，就放棄當地偶，回到成都了。
「原先還有聯繫，試圖說服她再回來上海，但一直被拒絕。後來比較忙，也就跟她斷了聯繫。」蜜柑說，原本以為現在科技發達，人跟人的聯繫更加容易，然而沒想到經過這樣的折騰後，才發現有些人說了再見後，是真的無法再見了。
隨著疫情逐漸成為過去式，中國管制鬆綁，而自身的病情也逐步恢復穩定，小楚說她終於比較有辦法到人多的地方了，最近利用了假期去了一直很想要去的北京環球影城。另一方面她也開始準備托福與一些留學資料，正考慮到國外再念個書之類的。
「只是，我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會去上海了，去年我們約了要在上海碰面，可能得爽約了。但我們之後可能可以在天津見面，以後也可能在日本或美國見面，要不哪天可以去台灣的話，我們就在台灣碰面也行。」小楚是這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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