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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定性、請求權基礎與類推適用 王文宇教戰

本文共3121字

經濟日報 蔡穎青

由當代法律主辦、萬國法律事務所協辦的「契約定性、請求權基礎與類推適用」研討會,23日在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6樓A605個案教室,吸引眾多關心該議題的人士出席。

中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當代法律雜誌副總編輯蔡鐘慶(左起)、建業法律事務所長/當...
中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當代法律雜誌副總編輯蔡鐘慶(左起)、建業法律事務所長/當代法律雜誌社長王晨桓、開南法律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兼院長/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王文宇、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講座教授陳聰富、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陳誌泓、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林建中。

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當代法律雜誌社長王晨桓開幕致詞時指出,此次論壇彰顯當代法律理念,一方面希望法律能普及在各創新領域,另方面也能對理論應用進一步深化跟探討。今年,過去幾場研討大部份集中在新領域的法律議題,今天就回歸到基本的契約定性基礎跟類推適用。其中,有關契約定性,記得求學時,王澤鑑老師在課堂上動不動就是畫樹狀圖,那是我們認識法律關係的緣起,希望透過此次座談,王文宇老師與學者專家理論及實務的交錯,賦予契約定性新的定義。

王晨桓提到,有關契約定性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公法跟私法契約的定性區別,這也是打民事官司特別難之處。至於類推適用什麼樣的界線?從學校直至從事實務工作,都是縈繞在心頭的問題,希望藉由今日的探討,讓法學理論進一步深化,這也是呼應當代法律雜誌堅持的理念。

「Topic:契約定性,請求權基礎與類推適用」主講人:開南法律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兼院長/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王文宇指出,現代社會中的契約類型五花八門且交易需求複雜多變。然而契約法的典型契約與任意規定,乃立法者近一世紀前不諳現代交易脈絡情況下所制訂。為何法院探求當事人真意與契約解釋,卻仰賴定性與類推適用典型契約任意規定?正確解釋契約是法院職責(非當事人職責)。

至於請求權基礎,王文宇認為,若契約約定已明確充足,則實無捨近求遠、借用典型契約任意規定之必要。契約本身即得作為當事人主張、請求之依據,而本於假設的當事人意思之補充的契約解釋自然亦得作為請求權基礎,並非得在27種有名契約中挑選與進行定性,才能具備所謂請求權基礎。

契約定性方面,王文宇表示,契約定性為契約解釋的第一層次,契約解釋之操作須先判定該契約究屬何種典型契約,或非典型契約,此決定契約性質之過程即為定性。透過比對非典型契約之內容與有名契約之法規範,審其條款是否與規範構成要件之連結對象相似,以判別系爭交易約定得否套用至成文法預設之類型,進而援引其任意規定。又因成文法預設典型契約之架構下,有諸多新型態契約無法涵括。

定性契約即係在檢視非典型契約之特性,嘗試探求法律所適用之依據。而契約如何定性,於實務上常影響法律適用,且與當事人權利義務攸關甚鉅。惟須注意,定性契約為填補契約漏洞之手段,倘若契約本身不存在漏洞,則定性即非必要,不應落入類型化之迴圈,固守「先求定性,再為用法」之教條。亦不該捨棄契約已有之規定不用,或忽略契約之分類與規定實僅為宣示性質之任意規定,執著於給出一個定性。

王文宇提到,我國法院在審理非典型契約之案件時習於先分析該契約特徵以定性為某種典型契約或為多種典型契約之組合,將其歸類為某種成文法典已預設的典型契約類型,並類推適用該類型下之任意規定。

他認為,法院解決契約紛爭時,首先應考量如何適切地解釋契約。如認為有套用任意規定之可能,固得進行契約定性或類推適用,但應符合方法上的基本要求,例如類推的前提是具有相似性,因此如欲類推應先探討是否具有相似性,定性亦然。(例如:工程契約的爭議得否適用民法507條有關承攬的規定?)

契約定性是廣義契約解釋的一部分。有時透過單純的契約解釋即可解決紛爭,毋庸援用定性與類推適用。即使將無名契約定性為某一典型契約(如將工程定性為承攬),引用下設之任意規定時,仍應符合類推適用的要求(而不宜直接套用任意規定)。而援用定性或任意規定時,必須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則,否則應考慮援用假設的當事人意思。

「契約定性或類推適用任意規定並非是適用契約法的起點,也未必是終點」王文宇強調,適用契約法的起點是契約本身與契約解釋,契約解釋的考量因素應包括:當事人真意(主觀說或客觀說)、締約目的、習慣、法理、誠信原則和公平性與合理性等。

與談人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講座教授陳聰富分析,契約規範作為法源,最高法院認為契約成為裁判之規範,當事人與法院均同應受其拘束。王文宇教授提出的三個觀點:(1)契約定性為廣義契約解釋的一部分;(2)無名契約類推典型契約,仍應符合類推適用的要求;(3)援用定性時,應考慮假設的當事人意思,應可贊同。

與談人最高法院法官管靜怡表示,契約解釋的原則應:一、契約文義與探求當事人真意,二、有疑義或未約定或約定不明時:解釋原則:1.補充契約解釋:以有名契約補充漏洞(具普遍性與可預測性),兼以當事人真意調整(體系性解釋)。2.契約外的解釋:應考慮有無違反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至於適用順序,應為契約內容優先於任意規定,。

與談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林建中表示,法院做出的「(當事人)原意認定」,假如在契約文義有兩組以上可能的情況下,挑選其中任何一組或任何「解釋」,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是”法院自己的原意”,而非當事人的。所以相當程度上,法院應該鼓勵當事人自行協商,而非自己去解釋或認定。但這邊還留下一組問題:長期契約或許比較容易依靠雙邊自願調整達成readjustment。但這邊出現的「互惠 reciprocity」,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人家要都你相互調整、或所謂「注重關係」?)另一組問題,在談論重新協調的可能性時,我們經常都訴諸「關係」或「未來交易」。但Continuous dealing matters, but to what extent? Marginal or substantial?亦即,難道所有的契約疑義都可以或應該可以依靠「關係」去解決?

林建中進一步指出,公平的概念在契約前、契約中與契約後都會出現。但可能好好處理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是需要先釐清「公平」的概念,究竟應該放在怎樣的位子?幾個可能,是放在契約的訂定階段、契約履行階段、與最後違約時三個階段。但放在契約中階段(履行時),就很可能跟效率有衝突。(這是契約中的角度)。至於在契約類型選擇的階段中,究竟我們應該放多少公平、又放多少效率的考量,則又是一組問題?(這是契約前的角度)至於事最後的調整,這類問題已經在很多文獻處理過了。一個簡單的回應是這些調整可能都不需要:一個對這個問題經典的處理,是從Ford/Fisher案去看,這個問題在1980年代就已經被很仔細地處理過了。

針對契約定性,與談人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陳誌泓表示,王文宇教授的意見深值贊同,解釋契約時應正視個別契約背後的經紀邏輯及商業考量,還原契約本來面貌,並以之決定:(1)任意規定與當事人間利害關係一致,則定性後運用任意規定解決紛爭;(2)任意規定與當事人間利害關係不一致,則透過商事習慣及經濟分析,解釋契約及假設當事人意見解決紛爭。上開解釋契約原則相同於日本通說解釋契約的四原則,即(1)當事人所意欲的目的、(2)習慣、(3)任意法規、(4)誠信原則,但是更加細緻並具備階層化的見解。

「老師進一步闡釋契約解釋、契約定性及類推適用關係,值得贊同」。陳誌泓肯定,有時透過單純的契約解釋即可解決紛爭,勿庸援用定性與類推適用。即使將無名契約定性為某一典型契約(如將工程定性為承攬),引用下設之任意規定時,仍應符合類推適用的要求(而不宜直接套用任意規定),援用定性或任意規定時,必須合乎公平合理的原則,否則應援用假設的當事人意思解釋契約。

中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當代法律雜誌副總編輯蔡鐘慶閉幕致詞時表示,事實上,最高法院的一些案件中,會考慮有沒有違反誠信原則,公平也是最高法院非常重視的部分,在許多案件中都可以看到有無違反公平之討論判斷,此外,有無溢出當事人的意思也是很重要的議題,透過今天與會的學者專家精闢分析,相信大家一定有新的體會,收獲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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