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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開刀花光數百萬退休金,80歲老先生舉牌打工一次賺800元...從真實人生反思社會福利缺漏之處

圖/pixabay
圖/pixabay

本文共3409字

經濟日報 鏡文學授權提供

編按:白領中產向下流動、老年退休保障不足,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作者從接觸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開始,在疫情前後透過他們的人生經歷、人際網絡,延伸出老齡貧窮者從生到死所遇到的,被社會福利網所漏接的問題,從日常記錄出這群人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生命軌跡。

作者: 呂苡榕

這天處理完勇伯的事,社工揮揮手先行離開,老張哥放慢腳步踱至車站外的廣場邊上,氣溫隨著時間升高許多,往來的通勤人潮、拖著行李東張西望的旅客在車站前交錯。一夥無家者往老張哥身邊聚了上來,七嘴八舌地閒聊一陣。背著小布包,一頭短髮的朱姨蹙著眉悄悄地靠了過來,大夥瞥見朱姨,逐個安靜下來,老張哥抬頭望了朱姨一眼,問她找到阿健沒?

個頭本就不高的朱姨,一臉愁苦讓她看起來更嬌小。朱姨帶著問事的表情和老張哥聊了起來,原本瞎扯淡的氛圍瞬間轉為凝重沉悶,老張哥周邊那群男性無家者們讀懂空氣裡「談事情」 的符號,識趣地各自散開。

朱姨口中的「阿健」,是最近剛來到車站的新手住戶,阿健剛到北車的時候,老張哥就注意到這人,突出的身高頂著滿頭白髮,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窟窿是阿健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傷疤讓他聲帶受損,表達困難,只能透過單音節的氣音搭配上手勢與人溝通。

雖已八十歲,阿健依舊會每天買一罐米酒,倒進寶特瓶裡兌水喝,因此常被朱姨和老張哥叨念。老張哥不喜歡有人飲酒,在路上流浪,喝酒是毫無益處的行為,既浪費錢,還影響勞動能力,又容易猝死,搞得身邊的人得報警做筆錄,耗上一整天。但每每被兩人責罵,阿健只是面無表情地望向他方。

阿健年輕時念工程,設計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健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跟我解釋他的工作內容,喉頭的窟窿跟著發出咻咻的氣音。

雖然退休時領了幾百萬退休金,但六十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全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早已用罄。

他的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得並不如意,早早就和阿健斷了聯繫。本來阿健和二兒子一起住,四、五年前二兒子因為毒品問題入監服刑,阿健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

上工前雇主會把阿健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健就守著廣告牌一整天,一次賺八百元。這工作並不輕鬆,得整日頂著烈日或風雨,但這卻是高齡者少數能進入的勞動,既不需要技術、也幾乎沒有生理上的限制。

不少街頭的無家者,沒有任何福利補助,因此落在社會安全網之外。舉牌這類的零工多少給了他們一點收入。阿健的手頭還算寬裕,他有舉牌工作的收入,再加上身心障礙補助,勉強打平生活支出。但這零工同時也異常脆弱,外界的風吹草動,都能影響這份工作。

二○一九年十二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隔年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三月十一日,福島核災十週年,世界衛生正式將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調為全球大流行,到了六月,全球總病例數突破五百萬。各國為了防止病毒傳播,紛紛祭出社交距離規範,邊境管制也趨於嚴格,跨國移動幾乎停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稱,全世界可能會面臨自一九三○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新冠肺炎爆發的頭兩年,世界的日常被打亂,舉牌工作漸漸變少,加上阿健年紀大,身體也不好,老闆怕他上工時出意外,不敢再聘他。少了零工收入,阿健沒錢付房租,社工原本安排阿健去安置中心,只是人都走到安置中心門口,但阿健朝裡頭看了一眼,害怕住進去後不能隨心喝酒、外出,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作罷。

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社工對阿健的選擇倒是十分理解,「阿健有身心障礙補助,一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只有一點點,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你覺得有得住比較好,但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有錢買酒喝、能抽菸,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社工說得委婉。

但自由有價。阿健沒錢付房租,被房東趕出來,無處可去。二○二一年春天,阿健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朱姨和阿健非親非故,兩人是因小孩而熟識。朱姨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與阿健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朱姨的兒子念書時曾被欺負,阿健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多年以後兩人的兒子還是好友。

母告子女像吃飯喝水一樣稀鬆平常,老張哥隨手一指,「那個也正在跟女兒打官司」、「那個最近判決該出來了」,訴訟的目的,為的是後續申請「福利身分」。

老齡貧窮的個案,就像拿到一手爛牌的賭徒,在名為生存的牌桌上隨時都能一敗塗地,社工得幫忙細細檢視無家者手上能用的選項,計算哪些條件經過縝密的排列組合,最終出手後才能讓個案得到最多的資源。阿健不願去安置中心,社工思忖,以阿健的年紀,或許可以試試福利身分這一途。因此社工建議他申請低收入戶身分,藉此得到生活扶助。這是老齡貧窮者的最後一個機會。

但社會福利必須避免經濟能力尚可的人濫用資源,資格評核有嚴格的財產限制,申請過程會把個人資產以及有無扶養親屬等資料翻了個遍,確認當事人既無財產也沒有人扶養,的確是非得由國家出手相助不可的人,這才有機會擠進社會福利的窄門。

直到此時,一個人才會驚覺自己的「過去」有多大程度能影響「未來」,那些被遺忘的陳年爛帳如今都是負累,非得直面這些名為資產的包袱,否則無法往前。

社工協助個案處理冤親債主的過程被視為一場破關遊戲,每個前線社工都有一肚子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故事:尋人、尋物、尋證件,只為證明服務個案是個貨真價實的老齡貧窮,除了國家,再沒有誰能夠依靠。「我曾遇過一個個案,因為二十年前買了一輛車,車子後來失竊,他沒辦法報廢。結果要申請低收入戶身分時,被查到名下有這輛車。」在新北市和臺北市政府服務過超過十年的社工主任說,當時承辦福利身分申請的人員上網查了下車型和價格,發現那款車輛在二手市場仍有銷路,可視為有價資產,因此算在個案的不動產清單裡,導致個案的財產超過福利申請的門檻。為了這臺根本不在他手上的車,他因此不符合申請資格。

但總不能一碰壁就放棄任何可能性,彼時還是菜鳥的主任一咬牙,轉而請警方協尋這臺車, 準備先處理掉車子,再處理社福身分。「說來也是幸運,有天巡邏員警在路上看到相似的車子, 通報後發現真是那輛失竊的車。」連社工都驚奇怎麼能有這樣的好運氣。

找到車以後,還得先把積欠多年的牌照稅、燃料稅繳清,才能逕行報廢。「還好個案因為精神障礙而被醫生判定失能,可以申請免付欠稅。」社工鬆一口氣,終於順利把車子報廢,讓服務個案拿到低收身分。

若是孑然一身的個案,大多處理到這地步,便能順利取得低收入戶資格,在政府的保護傘下過活;但個案若有家人,除了得先釐清對方是否真的一窮二白,接下來還得看看他的「家戶所得」。

「家戶所得」可就身不由己了。根據《民法》規定,直系血親互負扶養義務,是為法定義務扶養人。父母有養育子女的責任,子女長大後也得奉養父母。在法定扶養關係下,「家戶所得」 的計算範圍不僅有個人收入、資產,還涵蓋了個案的配偶、子女等互相有扶養義務的人。

一個人只要「帳面上」有兒有女—不論有沒有「扶養」事實、關係淡薄成有名無實、不具備任何支持功能,義務扶養人甚至不一定同住在一屋簷下—就會被認定仍存有家庭支持, 也會將兒女的收入列計在家庭所得之中。

以「家庭」為單位,由血緣和婚姻建構出的不可分割關係,被視為個人的支撐系統,必須直到這套支持系統崩解,且個人沒有辦法透過消費市場取得其他支援服務,終於被國家認定為「窮途末路」,此時政府才會有限度地介入。

國家有限介入,「巧妙地」抑制了公部門投注在福利上的支出和涵蓋幅度:二○二二年臺灣低收入戶人數僅占總人口百分之一.二五,讓臺灣的社會福利被民間稱為「殘補式」(residual)社福。

阿健名下有兩個兒子作為扶養人,二兒子目前在監執行,因此被排除,但還剩下一個大兒子。即便阿健早沒和大兒子往來,計算家戶人口及其財產時仍會把大兒子列計,導致阿健不符合《社會救助法》的財產上限標準,無法申請福利身分。

本文摘自鏡文學的《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作者:呂苡榕

《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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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文學是一個以台灣為基地、放眼國際的小說、圖文與劇本平台,計畫性地扶植有志從事故事創作的人才,規劃完善的作家經紀制度,以作家全版權開發為目標,讓更多創作者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授權與改編成影視作品、電玩遊戲、漫畫、衍生周邊商品等。同時也自製、合製、投拍多部電影、電視劇集,並加深國際影視產業鏈結,朝向IP開發、授權、運營、製作的產業一條龍目標,不僅是台灣創舉,也提升台灣影視娛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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