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歲開刀、80歲花光數百萬退休金...老先生打工日賺800元卻拒住安養中心：自由比屋簷更重要

※ 提醒您：禁止酒駕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編按：白領中產向下流動、老年退休保障不足，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作者從接觸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開始，在疫情前後透過他們的人生經歷、人際網絡，延伸出老齡貧窮者從生到死所遇到的，被社會福利網所漏接的問題，從日常記錄出這群人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生命軌跡。

作者： 呂苡榕

這天處理完勇伯的事，社工揮揮手先行離開，老張哥放慢腳步踱至車站外的廣場邊上，氣溫隨著時間升高許多，往來的通勤人潮、拖著行李東張西望的旅客在車站前交錯。一夥無家者往老張哥身邊聚了上來，七嘴八舌地閒聊一陣。背著小布包，一頭短髮的朱姨蹙著眉悄悄地靠了過來，大夥瞥見朱姨，逐個安靜下來，老張哥抬頭望了朱姨一眼，問她找到阿健沒？

個頭本就不高的朱姨，一臉愁苦讓她看起來更嬌小。朱姨帶著問事的表情和老張哥聊了起來，原本瞎扯淡的氛圍瞬間轉為凝重沉悶，老張哥周邊那群男性無家者們讀懂空氣裡「談事情」 的符號，識趣地各自散開。

朱姨口中的「阿健」，是最近剛來到車站的新手住戶，阿健剛到北車的時候，老張哥就注意到這人，突出的身高頂著滿頭白髮，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窟窿是阿健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傷疤讓他聲帶受損，表達困難，只能透過單音節的氣音搭配上手勢與人溝通。

雖已八十歲，阿健依舊會每天買一罐米酒，倒進寶特瓶裡兌水喝，因此常被朱姨和老張哥叨念。老張哥不喜歡有人飲酒，在路上流浪，喝酒是毫無益處的行為，既浪費錢，還影響勞動能力，又容易猝死，搞得身邊的人得報警做筆錄，耗上一整天。但每每被兩人責罵，阿健只是面無表情地望向他方。

阿健年輕時念工程，設計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健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跟我解釋他的工作內容，喉頭的窟窿跟著發出咻咻的氣音。

雖然退休時領了幾百萬退休金，但六十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全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早已用罄。

他的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得並不如意，早早就和阿健斷了聯繫。本來阿健和二兒子一起住，四、五年前二兒子因為毒品問題入監服刑，阿健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

上工前雇主會把阿健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健就守著廣告牌一整天，一次賺八百元。這工作並不輕鬆，得整日頂著烈日或風雨，但這卻是高齡者少數能進入的勞動，既不需要技術、也幾乎沒有生理上的限制。

不少街頭的無家者，沒有任何福利補助，因此落在社會安全網之外。舉牌這類的零工多少給了他們一點收入。阿健的手頭還算寬裕，他有舉牌工作的收入，再加上身心障礙補助，勉強打平生活支出。但這零工同時也異常脆弱，外界的風吹草動，都能影響這份工作。

二○一九年十二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隔年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三月十一日，福島核災十週年，世界衛生正式將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調為全球大流行，到了六月，全球總病例數突破五百萬。各國為了防止病毒傳播，紛紛祭出社交距離規範，邊境管制也趨於嚴格，跨國移動幾乎停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稱，全世界可能會面臨自一九三○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新冠肺炎爆發的頭兩年，世界的日常被打亂，舉牌工作漸漸變少，加上阿健年紀大，身體也不好，老闆怕他上工時出意外，不敢再聘他。少了零工收入，阿健沒錢付房租，社工原本安排阿健去安置中心，只是人都走到安置中心門口，但阿健朝裡頭看了一眼，害怕住進去後不能隨心喝酒、外出，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作罷。

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社工對阿健的選擇倒是十分理解，「阿健有身心障礙補助，一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只有一點點，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你覺得有得住比較好，但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有錢買酒喝、能抽菸，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社工說得委婉。

但自由有價。阿健沒錢付房租，被房東趕出來，無處可去。二○二一年春天，阿健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朱姨和阿健非親非故，兩人是因小孩而熟識。朱姨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與阿健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朱姨的兒子念書時曾被欺負，阿健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多年以後兩人的兒子還是好友。

朱姨的兒子現在都各自成家，一個在北部、一個在中部。住中部的兒子，便是阿健次子的同窗，得知好友入獄，父親還流落街頭，便請住在臺北的媽媽幫忙照看阿健。朱姨受兒子所託，在臺北街頭尋人，她先是到萬華尋阿健，「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才到臺北車站，一下便找到了。」

兩個孩子不在身邊，如今阿健反而像朱姨第三個孩子似的，朱姨一個禮拜會來臺北車站三、四次，從她新北市的租屋處搭公車悠晃到車站來尋阿健，找不到人時，朱姨會坐在車站大廳和無家者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等著阿健出現。

她還會把阿健的髒衣服帶回去洗乾淨，幫收著阿健的藥包，傍晚時蹭到他身畔提醒阿健服藥。阿健有時騎著那臺幾乎快解體的破機車亂跑，有次出車禍。朱姨大嘆一口氣，一邊跟我埋怨阿健都一把年紀了、身體又不好，還自己騎車到處亂竄，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

但朱姨還是幫阿健付了修車費，「我威脅他要把證件壓在我這邊，我才要幫他付錢。」朱姨神祕地從隨身小包裡抽出阿健的身分證給我看，接著說扣押證件只是為了讓阿健不會亂跑，才不會讓人找不著。阿健雖然像個叛逆期的孩子，有時一臉漠然地應對朱姨，但在大事上，阿健倒是都聽朱姨的。

也有人狐疑過朱姨是不是圖阿健什麼，不信朱姨只是受兒子之託來照顧故友的老父才這麼盡心。但日子一久，周圍的人發現朱姨的目的的確單純，閒言停歇，臺北車站的無家者們漸漸習慣朱姨和阿健這對組合，有些打零工下班回到車站的無家者，也會邊捧著便當邊坐在朱姨身側和她閒聊，兩人面前如果再擺上一臺電視，那光景簡直就像一般人家的晚餐時刻。

阿健無故消失了幾日。朱姨急得天天在車站周邊徘徊尋人。老張哥後來告訴我，原來阿健窩在速食店裡打發白日的時間，這才讓朱姨找不著。

朱姨會這麼急著尋阿健，是因為阿健準備告自己的兒子，卻又沒錢找律師。朱姨趕著要帶阿健去申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律師，來幫阿健打官司。

本文摘自鏡文學的《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作者：呂苡榕

《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