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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網監控的金融之地:跨國企業提防香港,出差當地只能用「拋棄式手機」

部分全球知名的大型財務金融相關企業已經員工若前往香港,不要使用原本的手機,而要改用「拋棄式手機」(burner phones)供單次使用。示意圖,一名香港維港旁講電話的男子。 圖/美聯社
部分全球知名的大型財務金融相關企業已經員工若前往香港,不要使用原本的手機,而要改用「拋棄式手機」(burner phones)供單次使用。示意圖,一名香港維港旁講電話的男子。 圖/美聯社

本文共2174字

聯合新聞網 轉角國際

【2023. 11. 28 香港】

天網監控的金融之地:跨國企業提防香港,出差當地只能用「拋棄式手機」

「我們建議客戶,將在香港的風險,視同在中國的風險...」香港政府如今依然希望對外展現其亞洲金融中心的形象,並試圖回復榮景,但國際財務相關企業對香港的戒備已經拉高到與中國同樣程度,例如全球4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勤業眾信(Deloitte)、安侯建業(KPMG)已要求高層若前往香港,不要使用原本的手機,而改用單次使用的「拋棄式手機」,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職員在拜訪香港時也另攜帶別支手機,此類政策一如科技公司防備中國。如今隨著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加強、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已成為同樣的「風險之地」。

經歷了反送中運動、《香港國安法》實施、和連年疫情,如今的香港政府積極想要對外展現榮景,也包括希望穩固香港原本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然而《金融時報》11月27日的報導指出,部分全球知名的大型財務金融相關企業已經員工若前往香港,不要使用原本的手機,而要改用「拋棄式手機」(burner phones)供單次使用。

這麼做的公司,包括名列全球4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勤業眾信、安侯建業,其美國公司的高層被要求不要在香港使用原先在美國用的手機,另外管理顧問3大龍頭之一的麥肯錫,其任職的數名顧問也在前往香港時,另外攜帶平常沒在使用的手機。

一名顧問公司的高階主管向《金融時報》匿名指出,部分公司高層考量到避用日常用的電子設備會造成的種種不便,因此已經不願到香港出差。

勤業眾信(Deloitte)、安侯建業(KPMG)已要求高層若前往香港,不要使用...
勤業眾信(Deloitte)、安侯建業(KPMG)已要求高層若前往香港,不要使用原本的手機,而改用單次使用的「拋棄式手機」。圖為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勤業眾信。 圖/路透社

目前並非4大會計師事務所都要求員工不要在香港使用常用的手機,資誠(PwC)的發言人就表示,該事務所沒有相關的政策,安永(EY)則拒絕回應。

雖然有此類政策的公司,未必都會向職員解釋要在香港避用原本手機的明確理由,但部分高層匿名指出,公司政策考量到駭客攻擊的風險,擔心客戶資料可能被竊取——過去幾年,跨國企業愈來愈擔憂遭到中國駭客的攻擊和盜取機密資料,一名網路安全公司的高階主管就表示:

「多年來,我們一直建議客戶將在香港的風險,視同在中國的風險...現在的情況顯示,這件事越來越深入人心。」

跨國的財務金融企業對香港表現出的疑慮,類同許多科技公司對中國的戒備;近年包括太空領域、半導體領域的公司都要求員工不要將日常使用的手機和筆記型電腦帶到中國境內,原因是擔心在中國的網路環境下,儲存的機密或是敏感資料遭到竊取,但多年來香港都沒有被一視同仁。

現如今,隨著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加強、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即使仍有相當多的國際企業亞太區總部位於香港,但是國際商界、金融界對香港的資訊安全環境已經不再如過去一般信任,美國也早在2020年就取消了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認為香港不再有足夠的自治權,因此無法再享有與中國不同的待遇。

在中國經營業務,對國際企業來說已經是愈來愈沉重的壓力、風險日高,例如2023年7月1日,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實施,當中條文將「依賴間諜組織和他們的代理人」以及非法獲得「與國家安全和利益有關的文件、數據、材料和物品」都構成間諜罪,這更加深國際企業對前往中國合作的疑慮,包括麥肯錫、波士頓顧問(BCG)和奧緯諮詢(Oliver Wyman)都表示,其公司內部為此「分割」了中國業務的IT系統,避免與其他國家業務的系統連結。

如今隨著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加強、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已成為與中國同樣的「風...
如今隨著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加強、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已成為與中國同樣的「風險之地」。圖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IFC)大樓 圖/路透社

而香港現任特首李家超已經再三表示,《香港基本法》第23條將在2024年完成立法——第23條立法在2003年受到50萬港人上街抗議,被迫擱置至今已經20年,其內容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在中國的「國家安全」之名下,香港再也不是過去的自由港,跨國法律事務所博欽(Perkins Coie)北京合夥人齊默爾曼(James Zimmerman)也指出:

「隨著有越來越多關於(中國)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人們普遍認為在香港保持謹慎也很重要。」

在中國,中國政府已在2023年2月要求國營企業在現有合約到期後,不再與全球4大會計師事務所續約,而要改用中國或是香港的會計師,僅離岸子公司被允許可以繼續用美國的會計師服務,此舉很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對於中國公司的信任——尤其是帳目的透明度和真實性——進而大大降低國際資金投資中國的意願。

而一個多世紀以來,高度仰賴國際金融運作而繁榮的香港,在經濟上恐怕仍不希望與國際「脫鉤」,港府就仍多方嘗試保住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例如香港金管局也頻頻與中國政府正在發展合作關係的中東國家,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商談金融合作;另外2023年11月,香港金管局召集包括花旗、高盛等300多家重要國際投資機構高層齊聚峰會,但在會上仍極力避談中國。

但是,過去香港之所以可以建立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仰賴的就是高度自由和嚴謹、明確的法制,如今香港失去自由、又有充滿執法當局任意解釋空間的《香港國安法》,以及同樣罪行定義模糊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即將到來,這樣充滿政治乃至人身風險的環境,還適合當國際金融中心嗎?

充滿政治乃至人身風險的環境,還適合當國際金融中心嗎? 圖/路透社
充滿政治乃至人身風險的環境,還適合當國際金融中心嗎? 圖/路透社

此篇文章來自『轉角國際』,原文: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76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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