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愛國主義」再起 應妥善誘導

兩岸情勢持續緊張，台灣已成為全球最可能發生「地緣政治」戰爭風險的地區之一。日前財政部長莊翠雲表示，為預防與因應國防緊急需求，財政部曾於去年底參加過「兵推」，並提及開徵「戰爭稅」的構想與可能。這個稅目現在的年輕人或許覺得陌生，但卻勾起了50年代台灣人的鮮明記憶；隱約中，台灣社會瀰漫著一股濃濃的煙硝味，我們似乎看到「財政愛國主義（fiscal patriotism)」即將在台灣重新燃起。 

自從國民黨政府1949年播遷來台之後，便把台灣視為「復興基地」，一切政務規劃都在為「反攻大陸」作準備，兩岸對峙的氣氛濃烈，全面處於戒嚴狀態，隨時可能發生戰爭。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固然很多，但國家整體「士氣」的高低，不可否認地，乃是最為重要的因子之一。回顧在1987年解嚴之前，台灣被形塑成解救大陸同胞的精神堡壘， 而這種使命與情操的神聖性也確實有效的激起社會高昂的備戰士氣。 

古諺「民氣可用」，民眾抗敵意志所𨍭化的愛國行動更具有強烈的影響力。50年代的台灣政府，不但在嚴厲戒嚴下，禁錮與控制思想，激化敵我意識，更不斷地灌輸民眾愛國主義，藉以鞏固社會對政府的向心力與支持度。除了高壓嚇阻反對或分離勢力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更經常利用宣傳標語與舉辦愛國活動；一方面呼籲民眾納稅救國，開徵國防臨時特別捐，另一方面鼓勵民間慷慨捐輸，發起「一人一 元，獻機報國」運動，社會因而充滿一股「財政愛國主義」之風。 

歷經數十年的和平，台灣人民早已忘卻這段歷史。其實，政府早在2001年制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時，就等於宣示並告誡民眾歷史的情境可能隨時重新出現在眼前。雖然「溫故」可以「知新」，但兩岸意識形態與政經情勢已全然不 同，台灣民眾對戰爭財政需求的負擔意願與支持態度亦有所改變。面對「財政愛國主義」的再次興起，即將接掌政權的賴政府需要作好更充實的準備與規劃。

其實，動員可區分為平時（準備）與戰時（實施），階段不同所採行的財源籌措手段亦不相同。平常時期，即使動員準備所需經費益愈增加，但站在國家整體資源有效利用的角度，國防預算仍應遵守正常程序，在年度施政方針之下，與政府其他支出相互競爭評比而決定；戰爭時期，根據預算法政府於「緊急國防設施或戰爭」時， 可編製特別預算。此外，動員法第18條更規定財政部於戰時為穩定金融秩序、調度資金，應策訂「戰費籌措、預算轉換及金融外匯管制事宜」。 

至於戰爭經費的籌措方式，則不外乎課稅（捐）、舉債、或發行鈔票（亦稱通膨稅）。課稅（捐）可以是新增或附加，唯一切皆以快速、方便、應急及專用為重。一般而言，民眾對稅捐的反感較強烈，舉債因可將稅負遞延至下一代，通常是戰時政府最偏好的選項，而發鈔則由於對總體民生經濟的衝擊過大，非萬不得已，不用。 

尤有甚者，動員法第14條規定，教育部於平時即應結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志」。在財政上，愛國精神不但可以鼓舞社會自願捐獻的風潮，更可以增強民眾遵從法律的納稅意識。惟根據文獻，愛國主義的提倡亦很容易激化意識形態不同者間的對立，進而造成社會群體的分裂、衝突與脫序。 

台灣早已不再是大一統思想桎梏的時代，但朝野政黨意識形態分歧，民眾國家認同亦仍存在爭議。以賴清德準總統「台獨務實工作者」的背景，在只有40%選票的支持下，如何讓「財政愛國主義」能夠對台灣的「萬一」帶來正面的助益，值得全民共同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