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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美國總統大選。除非意外發生，否則可能重現現任總統拜登與前總統川普對壘的局面，結局不明又危險。選前一年，主要搖擺州民調顯示川普占上風。
在這種情況下，拜登勢必會因物價高漲和中東事務管理不當，而遭責難，變得有利川普選情。美國選民嚴重兩極化，不實訊息氾濫，可能讓無能的騙子重新站上世界舞台、摧殘美國民主體制，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亭、匈牙利總理奧班這類獨裁領導人交好。
那麼，世人所能指望的最佳結果，或許是政治僵局。就全球而論，國際協議和最基本的國際法治，都將隨川普莽撞撤出國際協定和機構，而迅速式微。
客觀而論，拜登是異常成功的總統。烏克蘭情況或許沒人比他處理得更好。他推出大規模基礎建設法案、晶片與科學法，及資助綠能轉型的通膨削減法（IRA），引導美國走上新的經濟路線。年初以來，他還得應付由不適任、也無意嘗試治理的共和黨所掌控的眾議院。共和黨即使有政策腹案，也不是美國人民想要的。多數選民反對累退稅和反勞工政策（加劇不平等）、反對攻擊大學和科學（傷害未來成長），也反對撤銷婦女墮胎權。然而，共和黨人在形塑選舉戰場圖利自己和描繪拜登太老朽上，卻出奇成功。
一些變節的民主黨人高聲附和共和黨，也宣揚所謂「通膨是拜登政府疫情復甦支出所致」的想法。殊不知，當時美國面臨深不可測的不確定性，疫情沉淪的長度與深度都不得而知。新政府寧可錯在支出太多而非太少，是明智之舉。仔細檢視數據便知，疫後通膨的主要成因不是總需求過度，而是疫情相關供應短缺及需求轉變。
為這種立場辯護的我們當時就表示，通膨會被控制住，然後開始下滑。實際情況正是如此。不幸的是，各國央行誤認通膨肇因於需求過剩，於是盡其所能抑制需求，火速、猛烈的提高利率。美國何其幸運，財政政策比預期強（IRA驅動的支出是原估的三倍），但其效應已被聯準會（Fed）過度的貨幣政策緊縮抵銷，形成軟著陸。
其他國家就沒那麼幸運。歐洲微弱的財政政策沒能抗衡緊縮的貨幣政策，一旦能源價格飆高，將造成重大衝擊。中國能否克服不動產業日益惡化，新冷戰對出口有何衝擊，也是嚴重問題。至於「全球南方」，多國負債累累，債務將隨全球經濟減緩而難以為繼，尤其不堪高利率與高油價、糧價合擊。
加薩戰爭爆發前，我預期美國經濟將軟著陸，世界其他地區處境較艱困。但現在川普重返白宮機率升高，我認為全球都將面臨艱困時局，世界也許將進入1930年代以來最險惡的一段時期。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湯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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